离尘我每次从伦敦到达五联市的时候，我的母亲从来不到勃斯雷车站来接我，她总是有别的事情要做，并说要为我做“准备”工作。因此，我总是独自一人从尼普坐车到勃斯雷。今天我自从在尤斯顿车站告别埃格尼斯登上火车之后，就一直在考虑如何把我的特大喜讯告诉母亲。
　　往常我每个星期都给母亲写信，告诉她我大部分的活动情况。她不但知道我所有朋友的名字，而且还清楚他们干什么工作。我在信中经常提起埃格尼斯和她的家庭。但是即使是对自己的母亲，我也不好意思写信说“我想我开始爱上埃格尼斯了”；“我觉得埃格尼斯喜欢我”；“我爱她，我相信她也爱我”；“我总有一天要向她求婚”等等。我向埃格尼斯求了婚，她已经答应嫁给我，而我母亲还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幸福已经临近。这就是我要告诉母亲的特大喜讯。
　　我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儿子，我是我母亲所有的一切。而我却跟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姑娘订了婚，连一点情况都没有告诉她。她肯定会大吃一惊，说不定还有些伤心——当然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。总之，这局面很伤脑筋。
　　当我走上我家小屋前的台阶，手还没有去按门铃，妈妈竟为我开了门。她穿着黑绸衫，别着金胸针，像平常一样，吻了我，对我说：“嗨，菲利普！你好吗？”
　　“我挺好，妈妈。”我说。
　　我立刻发现我的抵达使她比往常更为激动。在她微笑的眼睛里含着泪水，她紧张得像个小姑娘。说真的，作为一个48岁的女人，寡居了25年，结婚生活短促而又坎坷，看起来她今天真是年轻多了。
　　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：“怎么？她已经得知了我订婚的消息？”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虽不吭声，但也有点紧张。我决定在吃晚饭的时候告诉她，于是就上楼去了。
　　这时门铃响了。母亲飞快地跑去开门，而不是让佣人去开。来的是一个给我送来提包的脚夫。
　　正当我再次下楼时，门铃又响了。母亲从厨房里出来，可是我比她快了一步。
　　我笑着坚持这次要由我亲自来开门。开门后，站在眼前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佣人。
　　“对不起，陶生夫人让我来借几副刀叉，不知可以吗？”
　　“当然可以。”母亲在我身后回答说，“请稍等一会儿。”
　　母亲从碗橱里拿出了一些银餐具，走出去交给了那个邻居家的佣人。
　　随后，母亲进了厨房。我在屋里随便走走，快活而又激动。我扫视了一遍客厅，发现什么都没有变。接着我进了餐室，在这里我大吃一惊：晚餐桌上放着3副餐具！
　　“这下可热闹了！”我心里说，“3人吃晚餐，而她连一句都不吭。”
　　我母亲在处理社交事务方面特别能干，尤其是在规划有趣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上，我相信她简直能创造奇迹。但我始终不明白，她怎么会知道我和埃格尼斯订婚的消息。我猜想可能她和埃格尼斯通过信或者电话，为了给我一个出其不意，一直在一起出谋划策。尽管埃格尼斯对我说过她不能到勃斯雷来，但她也许已经在这儿了，而母亲把她藏在屋子的什么地方，或者母亲正等着她来呢。要不为什么母亲显得这么紧张？为什么一再跑去开门？
　　我走出餐室，决心不让我母亲知道我已经秘密地查看了晚餐的桌面。在我穿过过道走进客厅的时候，门铃第三次响了，我母亲第三次冲出厨房。
　　“天哪！我想，“假定真是埃格尼斯的话，那该是怎样一个场面呀！”因期望而使我哆哆嗦嗦地把门打开。
　　来人是尼克松先生。他是我家的一位老朋友，年龄约50出头。他有一些房子，自己收租钱，自己修理房子，人称他是“好房东”。他是我母亲的受托人，在我父亲早年病故之前的那一段艰苦岁月里，他曾经给过她道义上的帮助。
　　“啊，年轻人，”他一面走进来一面说，“非常高兴又见到你！”
　　“尼克松先生来咱家吃晚饭，菲利普。”母亲和他握手时对我说。
　　我很喜欢尼克松先生，但是这个消息没有让我太高兴，因为我想私下跟我母亲谈一谈。而现在有尼克松先生在场，我就不能婉转地向她报告我已经和一个陌生姑娘订婚的消息。以前我回家时，他也有几次在我家吃晚饭，可是从来不在我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来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我只好勉为其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