盖因为屁股是人身上的关键部位。它位置适中，承上启下，能伸能屈，牵一筋而动全身；它线条简洁明快，体积感强，浑然天成，一分为二；它给人充分的想象空间，可以朝上升华，也可以往下联想，更能引导人“向前看”；它蕴含着原始的冲击力与凝聚力，静如处子动如猛虎，能攻善守，外柔内刚；它平时默默无闻不争论，然厚积薄发，广收博纳，开腔必惊四座，一吐为快，荡气回肠，远胜巧言令色的“话的力量”；它豪放而又细腻，粗犷不失妩媚，憨厚透出机敏，肃穆藏着戏谑，蓄狂傲于谦卑，寓伟大于平凡；它出粪便而不染，质本洁来还洁去，一条短裤掩风流。
　　艺术家画屁股，与画脸有很大的不同。脸一看就知道是谁，性别，年龄，经历，贫富，身份……大致都能在一张脸上读出来。罗中立画《父亲》，一眼就能从那张黝黑的脸膛上认出他是陕北的老农。画屁股则属于“纯艺术”，或曰“为艺术的艺术”。因为我们不大可能光就一张屁股去辨认它的主人(除非跟模特儿吵过架的邻居)，不大可能确认它究竟是专制的还是非常民主的，是像鸽子一样和平的还是像老鹰一样凶猛的。它只有美丑之分，而美是艺术的真谛。
　　登上艺术的殿堂，还不是屁股所能发挥的最大功效。毕竟艺术史上，我们能见到的屁股仍远不及脸多，不然“邻居”也不会大惊小怪要买一百张来贴了。屁股最有力的一招是登上“宝座”。我们都知道，是好屁股放在哪儿都是好屁股，无论坐宫殿，坐监狱，或是坐在自由女神的火炬之下，都会本色不变。感受却总归不一样。难道坐硬板凳的屁股，会和坐软卧的屁股同样惬意吗?难道大雪天在西北黄土高坡的风寒中拉屎的屁股，会和星级宾馆豪华套间的抽水马桶上的屁股同样快慰吗?难道“把牢底坐穿”的屁股，会和坐部长交椅的屁股同样理直气壮吗?屁股与屁股没有什么差别，但人与人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屁股。
　　然而也有风险。明代的朝廷时兴“廷杖”，大臣犯了事，或一言不合冒犯了龙颜，一声喝令，当众扒下衣裤打屁股。不论职位多高，功劳多大，肚子里有无才学，这时候一概没用，只看屁股上的肉厚也不厚。肉厚的打则由他去打，打完挺起身系好裤带抖抖裤裆又是一条好汉，可以谈笑凯歌还。顶不济用点药敷敷棒疮，好好将息一向便了。肉不厚就有些麻烦，重则一命呜乎；轻则落下个终生残疾，“坐骨神经”什么的，一辈子受用不完。
　　打打屁股，比动不动推出午门斩首，安全多了。缺点是人格上要受点污辱。本来峨冠博带的很威武，忽然当众肥白出一个屁股来，送爪牙们噼噼啪啪一顿排，这算什么事儿?人身上哪儿不好打，惟耳光与屁股打起来不同凡响，都带折辱的意思。也就是象征意义大于伤害意义。当然“象征”也是一种对心理的伤害。如果仅仅惩罚肉体，可以打头、打腋、打腰，打脊梁骨，乃至打打下身，都能事半功倍。只是施刑者多为蛇蝎心肠如锦衣卫，动手往往过狠，拼出老命，将其安全系数降至最低点。“很多人在受刑时被立毙杖下，幸而得存者也在臀部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痕。”(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)这大概又可以引来作为“皇帝的本意是好的，坏就坏在下面的执行人”的明证。
　　中国人从小就练打屁股，这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必修课。上至皇子皇孙，下至平民百姓，没打过屁股的都叫缺乏教养。及至成人，自然也就不怎么把当堂脱裤子太当回事。有点儿怨怼，有点儿愤懑，但也有点儿光荣。明代专门有人靠廷杖获取“忠直之臣”的名号而流芳百世的。三国时周瑜玩一招苦肉计，结果使本不怎么出色的黄盖名垂史册。打黄盖用的“脊杖”，即脱衣裤至露出尾脊而杖之，也就是打屁股。
　　《水浒》好汉武松流配孟州，管营相公要打他一百板屁股当下马威。他昂首道：“都不要你众人闹动，要打便打，也不要兜拖。我若是躲闪一棒的，不是好汉，从先打过的都不算，从新再打起。我若叫一声，也不是好男子!要打便打毒些，不要人情棒儿，打我不快活。”真是血肉横飞，方显出英雄本色。